演员 崔银姬（下）
“拍出好电影时感到最幸福”
【专访】引领韩国电影蓬勃发展的演员崔银姬女士，在与病魔展开顽强的斗争后还是离开了人世，享寿92岁。
出生于1926年的崔银姬女士凭借1942年的话剧《青春剧场》出道，而后出演了《舍廊房客人和母亲》（1961），《韩国的悲剧》（1961），《大沈清传》（1962）及《红色飞行围巾》（1964）等多部电影，在现代韩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是演艺界的泰斗级人物。
1985年，崔银姬女士与丈夫申相玉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逃离朝鲜返回韩国后，二人作为嘉宾出席了韩国记者俱乐部——宽勋俱乐部的讨论会，对身为记者的我首次袒露了两人被绑至朝鲜期间所发生的事。那之后我又多年从事电影记者，与二位结缘。听闻崔银姬女士离世，我深感痛惜。回忆起身体曾是那么硬朗的崔银姬女士，在此为各位公开2007年我对她的采访内容。
– 不久前朝韩两国举行了首脑会谈。一直以来，曾见过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人虽然很多，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您曾在朝鲜生活了8年零2个月，在与申导演重逢前，曾有5年的时间里在金委员长的保护下生活，应该再没有人像您一样了解他了。
是的。应该没什么人会像我们（包括申导演）一样了解金委员长了。但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在那边接触到的所有新闻和消息都是赞扬他的，所以只有优点被凸显出来。我与金委员长因电影结缘，所以我十分了解委员长对于电影的热爱。正如我们所知，《红色飞行围巾》等老电影大部分都被他收藏，我们这边看不到。我参演的50年代的作品也在那边可以看得到。在电影《雪地里的小鹿》中，我饰演的的妻子被扮演丈夫角色的申英钧（音译）和扮演小妾一角的尹正熙欺负，金委员长看过电影后问我是不是很难过，给予了关怀和问候。电影《常青树》也被那边当做电影教材使用，电影《平壤督察》和《红色飞行围巾》都是反共题材的，但那边也很好的保存下来，这让我很吃惊。
– 您和申导演从朝鲜出逃后，在美国短暂停留后便回国了。回国后您二位也曾作为嘉宾出席过宽勋俱乐部的讨论会。虽然我当时按照准备的问题向二位提过问，但还是想知道金委员长对您的青睐如何改变您的一生，想听听看您近距离接触过的他私下里的一面。
如果说金委员长不喜欢我，怎么会把我带到朝鲜去呢？我在南浦港（1978年1月14日崔女士在香港被朝鲜特务绑架，利用商船运至朝鲜）下船后看到前来迎接的金委员长，他自我介绍道“我是金正日”，还和我握了手，那时我就想“这下真的死定了”。但后面我们一同乘坐豪华轿车前往平壤，他对我十分尊重，我感受到了他的善意，这才放下心来。他刚开始叫我崔老师，见我晕船还让我去散步，对我很好。在那边与导演（申相玉）重逢前的五年里，我一直受到金委员长的特别照顾，还同他的家人见过面。虽说社会主义的生活规范和氛围与我们不同，但也没看见什么过太奇怪的事。
– 您提到的特别照顾，具体还记得有哪些吗？
每次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为我准备生日宴。有时候我因为想念家乡和家人而吃不下饭，他知道后都会把负责帮我做家事的人叫去，责怪他们说“崔老师在异国他乡肯定很孤单，为什么没有给她准备可口的饭菜？”，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指导员或是副部长级的人好像会将我的所有行动都向他汇报。
– 金委员长对于电影艺术的热忱是众人皆知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还有什么关于他和电影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他收藏有一万多部外国电影。外国演员中最喜欢伊丽莎白·泰勒，也喜欢我国演员尹正熙。看我们这边的电视剧时，史美子一出场他就不断地称赞她的演技好。虽然导演试图逃离朝鲜被发现后在监狱里吃了不少苦，但后来金委员长帮了不少忙，让我和导演能够重逢并再次合作电影。导演忙着拍电影，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我们特别感谢他认可我们，还帮助我们拍电影。但我们实在不适应那边的社会，最终也只能离开了。
– 让您感到最不适应的是什么呢？
指导员会轮流来给我进行革命思想和主体思想教育。我本就不喜欢学习，所以那对我来说特别痛苦。因活动受限而感到孤独痛苦时，我还会向做家事的阿姨要酒喝（人参酒），尽管喝酒是不允许的。
– 申导演生前曾说一直想要拍《成吉思汗》这部电影，资料应该也收集很多了吧？
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如果他还在朝鲜的话，也许就不用为制作费发愁，早就拍成这部电影了吧。他的人生里直到闭眼的那一刻都只有电影。虽说大家都称我们为命运般的夫妇，但实际上如果他的电影需要我，我就和他的小道具似的。他平时即便有空也没有娱乐活动或是兴趣爱好。凡是花在拍电影上的钱，他一点也不心疼。他对我而言不仅是丈夫，更是导演，所以我想要把纪念馆事业做好。
– 虽说您遭遇过诸多不幸，但一定也有过很多幸福的经历吧？
我参演的电影能够在海内外得到好评便是我觉得最幸福和最有意义的事了。我俩在朝鲜三年多的时间里，拍摄了《不归的密使》、《出逃记》、《平壤怪兽》等17部电影。这要放在韩国的话已经是很大的一个电影产出量了。1985年莫斯科电影节时我凭借电影《盐》（申相玉导演作品）获得最佳女主角奖，但很遗憾奖杯留在朝鲜没能带回来。那个奖杯是用俄罗斯产的青石做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上面刻有象征地球的金纹。后来在“申电影”（申导演设立的公司名）时期获得的很多奖杯也不知道都哪里去了。我有时候在想，我们两口子50多年的人生是不是都在遗忘中消逝了。
– 您平时有没有什么埋藏在心底没能说出的故事呢？
我回到韩国后有时会感到空虚。虽说我们二人除了在那边拍过电影外并没有什么罪过，但还是觉得自己离祖国很遥远。朝鲜那边也说我俩是叛徒，韩国这边我们也经历了很长的空白期，感觉人生如浮云。韩国变化很大，导演的电影事业也没能东山再起，他在这样不安稳的生活中去世了。但我到现在还期待自己能继续从事演艺活动，从未说过要就此隐退。
崔女士的客厅墙上还挂着申相玉导演32岁时拍的照片，那时的他正是花样年华。在年过八旬的崔女士的心中，申导演依旧是那个和她轰轰烈烈地相爱的热血青年。结束采访后崔女士送我到门口，她让鹦鹉可可与我说“再见”，那个小家伙竟然装起傻来。按理说就算客人来时不问好，客人走时总应该好好打声招呼了吧。也许是因为一直在偷听主人对我讲的故事，需要思考的问题太多，它也陷入沉默了吧。
记者：金斗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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